钱难借，债难要。这是众所皆知的道理.。而我，算得上向来诚守信誉且疏于求人的人，竟然为借不上几百路费而犯难，却是我始料不及的！

2001年12月中旬，对我而言，真是急死人的时节：我到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木里矿区开办煤矿和炼焦厂，投资近百万，建矿办厂花光了我所有积蓄和筹借的款，天寒地冻中，几十个工人在海拔4500多米的青藏高原－－我新建煤矿无活干，大家伙儿等待开工资，我不但要为工人出生活费，而且还要发误工补贴。万分危及时，我只好千里迢迢坐汽车、乘火车扛硬坐再赴蓉城，求助侄儿、外侄帮我一把，再借点钱以解燃眉之急。当初在经济上曾大力支持过我的至亲晚辈们，可能确有困难，也许担心我的项目会出现问题，大家再也不给我借钱了。又厚着脸皮到大侄女当时所居住的都江堰市，仍然一分钱未“化缘”到。成都之行，我未借到分文。二姐夫福安很是同情我，但却又爱莫能助。我是抱着失落、伤感、急燥和惆怅的情感离蓉回乡的。而让我难受的是，事后不久，因欠二哥的工资，兄弟几乎反目，他竟还以此为由写信嘲讽我，犹如在我受伤的心口上撒了把盐。

回乡后，大哥有点养老的钱，一方面我不忍心借他的，另一方面，他本身也担心我办企止亏本无力还他。是三姐建英慷慨为我再次为借了2000元（此前三姐已借给我4000多元，在同胞中，她是为我借钱最多的一个）。而到四姐建芬家，也是上有老、下有小，需花钱的地方多，有些困难，他们变通了一下：把我二姐夫福安寄存在他处的2000元钱转借给我，算帮我解决了大问题。此次赴蓉回乡，仅筹得4000元，除去往返路途花销，仅余3300元。就靠这点钱，勉勉强强付清了从四川老家过来帮我建矿的乡亲们的路费，大家辛苦干了半年多，仅怀揣我打的白条回乡了。而帮我建矿的察金山班长，不辞辛苦，与我同行从遥远的祁连山脉赶到鄂尔多斯大草原，再到我乌海的家，经我到数家朋友家，厚着脸及才借上钱付清他工资，他才从乌海又回大巴山脉的四川老家。这一年，是我最艰苦且负债最多的一年！但困难才刚开始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呢！

说实话，回乡一趟，没有借到钱，我心里还是很难受的。我平常的为人，不是那种“铁公鸡”型的，能够帮人时，会尽力去帮。在1990年第一次开小煤窑时，挣了点钱时，对大妈、幺爹、每个哥哥姐姐、大侄女都有过表示，因为那时候我手头稍微宽松点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没有人施以援手，心里面的确是五味杂陈。

也许，2001年，命中注定是我的苦难岁月，是我的大灾之年，更是我因缺区区小钱而无缘大干一场，与亿万富豪擦肩而过的一年。在这多事之秋的一年里，我几乎被失望、伤感、无助逼疯、逼死，也正是在这一年，我对人世间的亲情、友情看得更深、更透 ，很重情义的我，一度对亲情很失望、淡然。在这艰难的一年中，我精神上经受了炼狱般的痛苦；生活上再度陷入赤贫状态，而且负债几十万元。原本很少白发的头上，几乎是几夜变花白。此情此景，使我深深体会到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”俗话的真谛！2001年初，我必须筹措资金启动煤矿和焦厂生产，因为有些朋友联系少了，不便向人求助，想到的亲友，或是担心我亏了血本无归，或是其它因素，使得几乎到了无钱可借的程度，被逼无奈，我只好向能够想到的亲友开口，经数次